史传“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张彦远曰：“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此古人言文字之功效也。文字者，文化之载体也；魔者藉此成魔，圣者因而成圣，而常人志于学者亦可以为士也。士者，有志于读书明道者也。古有儒士、墨士，法士，及至道士等等，号称有百家之盛；今有学士、硕士、博士，乃至院士云云，统计有千万之多！近代以来，国家罹烽火之难，人民受乱世之灾；欧美文明长驱直入，中华文化无端受殃。久而久之，则头戴士人之冠冕者日众，熟知中华传统文化者日减，生造域外文化观念者日增。或曰，现代城市文明之兴盛，传统村落文化之维续，皆系于国家文化法制之成败也。《传》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吾辈“视乎法制以预其人文”，可乎？

晚清之际，张香涛先生曾言：“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方今之世，文化学者鲜谈法制，法律学者专注法规，学科守“裂土分治”之势，学者持“圈地自守”之习，已非一日。在国家文化发展之事业，虽文化从业者多有宏阔之高论，法律研究者难得精当之释义；故而在中华文化法治之事业，庙堂屡有玉成之心，学者少有美芹之献。职是之故，吾辈所推崇之研究宗旨有三：“熟知中华传统文明之原”，“深究域外文化法制之道”，“精研中国文化法治之理”。吾侪所倡导之研究方式有二：一曰“博览群书以广见识”，此所谓“文化通识以为基础”也；二曰“精研法理以求实效”，此所谓“法规精义以为功用”也。吾等众人，亦深望当今汲汲功名富贵之学子，果能体察此念，当秉承中华先贤之愿，力戒急功近利之心，甘持青灯黄卷之业，安心向学，潜心钻研！若吾等能集数年辛苦之功，汇中国文法学者之力，促中华文化法制之成，则吾中华文明之发达，进则助力于世界文明之大同，退则独守乎千年古国之特质，两者兼宜也！吾辈以独善其身之学，偿兼济天下之志，不亦乐乎？！

 公元二零一六年，岁在丙申，辛卯之月，甲寅之日，中国文化法学人首会于岳麓之畔，湘水之滨。吾等众人，昔者目染麓山枫叶之静美，今日耳濡文化法学之高论，追慕汜水之滨、雅典之园，圣人论学而群贤毕至，不胜向往之至也。我辈或末学之士也，亦当效法先贤，立志为学，故成立“中国文化法研究中心”，创设“中国文化法治网”。从今而后，吾辈更当孜孜不倦，砥砺前行，近求文化法学研习之功，远求文化法治经世之业！中国文化法制之发达，华夏千年文明之复兴，孰谓不可为也？！

                            公元2016年4月2日

                     周刚志  谨记于岳麓山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