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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信息网络时代下公共图书馆的合理使用权配置 ——以深圳图书馆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案为视角
时间:2020-08-14 浏览:54 来源:《图书馆建设》2020年第7期 作者:作者:周刚志 王星星
本篇转载自《图书馆建设》2020年第7期。
系主持湖南省社科联委托课题“湖南省法治文化建设的理据、对策与实施方案研究”(ZK2018020)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论信息网络时代下公共图书馆的合理使用权配置

——以深圳图书馆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案为视角


周刚志  王星星
(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 410012)



|摘要|

我国《公共图书馆法》第40条赋予了公共图书馆提供数字图书服务的法定职责,但是信息网络时代下与之相适应的合理使用权却未能依法配置。德国提出的“财产权社会义务理论”和科斯提出的“权利相互性理论”恰恰可以作为解决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公共图书馆合理使用权配置冲突的理论根据。因此,为了解决著作权人与公共图书馆的权利冲突,我国需要修订《著作权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的相关规定,适当扩张信息网络时代下公共图书馆的合理使用权;并由文化和旅游部制定《信息网络时代下公共图书馆馆藏资源利用指南》,明确公共图书馆“控制复制”和“控制传播”的技术标准;适用“避风港原则”和“红旗原则”并充分考量其公益属性综合判定侵权责任。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信息网络传播权;合理使用权;财产权的社会义务;权利的相互性


1  引言


从2016年到2018年,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詹启智诉深圳图书馆、北京方正阿帕比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帕比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以下称“深图案”)作出了一二审判决和再审裁定①。此案中,阿帕比公司是开发涉案文献资源的数据库商,深圳图书馆是涉案文献资源数据库的购买者,深圳图书馆在购买阿帕比公司的数据库时,已经查验了阿帕比公司从出版单位依法获取授权的证明文件,且在双方的服务合同中明确规定,阿帕比公司对文献资源数据库的合法性承担全部法律责任。詹启智是涉案文献资源数据库中《经济效益学》著作的合作作者之一,其以深圳图书馆和阿帕比公司未经许可将其作品数字化并通过深圳图书馆网站进行传播的行为违法为由提起诉讼。法院在审理该案中认为,阿帕比公司未能进一步举证其已取得涉案作品的合法授权,其和深圳图书馆分工合作通过信息网络向社会公众提供涉案作品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深圳图书馆不能因其具有公益属性而免责,应当与阿帕比公司承担连带侵权责任。


尽管此案涉及的事项并未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但是其判决和裁定对我国公共图书馆提供数字图书服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不仅仅在于此案可以为公共图书馆预防和解决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提供现实的指导;而且还因其涉及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公共图书馆合理使用权配置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在此案中,深圳图书馆是财政全额拨款建设和运营的事业单位,具有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其购买数字资源是为向读者提供公益性服务;詹启智拥有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及其信息网络传播权,而此项权利是一项兼具人身权和财产权属性的私权,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就社会公众一般认知来看,当公共利益和私人权益产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应当服从于公共利益,因而公共图书馆以公益为目提供数字图书服务的行为应当是一种合理使用行为,应该被社会公众所支持并理解。然而,一审、二审和再审法院都无一例外地认为公共图书馆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构成以及侵权责任承担不以故意或营利为条件,深圳图书馆和阿帕比公司应当为此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此种和一般社会公众认知不相一致的判决,引起了图书馆界的强烈反对,法学界有必要对此进行反思,并从理论上予以完善,以有效弥合著作权人、社会公众和图书馆界之间的冲突。


从表层看,“深图案”所涉及的问题只是简单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但是此案无论哪一方败诉,都意味着其权利将受到限缩。这是因为,该案未能回应如何有效配置社会主体之间的权利进而解决权利冲突的问题②。事实上,深圳市图书馆在履行《公共图书馆法》赋予其提供数字图书服务的法定职责时,虽无意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却实际上侵害了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此时,深圳图书馆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承担责任的限度是什么?又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免责?也就是说,人们绝非仅仅关注深圳图书馆是否侵害詹启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而更多地是关心作为公益性的深圳图书馆是否会因此判决而消极履行提供数字图书服务的法定职责,进而将直接影响到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保障。就此案而言,看似深圳图书馆和詹启智两个主体之间的私人利益之争,而实际上却影响了整个公共图书馆界。这是因为,该案更深层次的法理问题是著作权人所主张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公共图书馆所主张的合理使用权的配置冲突问题。


2  信息网络时代下公共图书馆合理使用权配置的理论基础


我国《宪法》第22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图书馆事业。为履行宪法规定的国家义务,全国人大制定的《著作权法》第22条第8款和国务院制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7条赋予了信息时代下公共图书馆有限的合理使用权,《公共图书馆法》第40条则进一步明确公共图书馆提供数字图书服务的法定职责。但与此同时,《宪法》第13条也明确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而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其合法享有的私人财产权,不受任何非法的侵犯。也就是说,公共图书馆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提供数字图书服务的有限合理使用权和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都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两种权利同时共存并互相影响。然而,当这两种权利产生重叠或者冲突时,如何对此权利进行配置就成为了问题[1]。美国经济学家科斯提出了权利的相互性理论:“认为传统的方法掩盖了所要做出选择的实质,人们简单地将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了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这是错误的。实际上,真正面临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真正所要决定的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乙损害甲?而选择的关键在于谁能避免较严重的损害。”[2]具体到“谁能避免较严重损害”的判断上,德国宪法学界提出了“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理论”,这是现代国家解决私人财产权和社会公共利益冲突的基本理论[3]。那么,权利的相互性理论和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理论是如何作用于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公共图书馆的合理使用权之间的权利配置?这是公共图书馆界所必须面临的理论问题。


德国《魏玛宪法》第153条第3款明确规定:“所有权负有义务,财产权的行使要以公共福祉为目的。”这是财产权负有社会义务理论的规范内涵,也标志着近代以来财产权理念的重要转变。财产权负有社会义务是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绝对理念的反思,其认为:“出于维护社会公正目的,财产权应当自我限缩。在保障个人财产权自由的同时,应使其财产有助于社会公共福祉的实现[4]。”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了财产权的社会义务,宪法第1条确立了社会主义原则。以宪法为依据,我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了合理使用制度,《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赋予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一定范围内的合理使用权。此种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对权利进行配置,以此来调和私有财产权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是现代社会进行权利配置的基本方式[5]。然而,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是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一项私人财产权,《著作权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法规已经通过合理使用制度对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了限制,如若再继续扩大限制,让私人财产权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是否符合利益平衡原则[6]?这仍然是难解的理论命题。但是,同时必须考虑的是,传统公共图书馆尚且不限制公民将借阅的纸质图书带出馆内进行自由阅读使用,在信息网络时代却仍然将公民困在公共图书馆内阅读电子书籍,这显然是不合理的[7]。实际上,在信息网络技术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的今天,个人的生存状态已经由主要依靠私人财产向依靠更紧密的社会关联转变[4],作为著作权人私有财产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也理应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或者至少应当承担和纸质书籍时代同等的义务。就此而言,为了平衡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有必要适当扩大公共图书馆的合理使用权。


但是,公共图书馆的合理使用权扩张到何种程度较为合适?传统法学理论并未对此给出明确的答复,也难以从理论上证成应当优先保护谁的权利,并使另一方能心悦诚服地予以接受[8]。科斯提出的“权利相互性理论”为此难题的解决找到了理论上的突破口,其认为:“在出现权利冲突之时,如果交易成本趋于零,权利初始配置的结果都是产值最大化,或者能避免最大的伤害。但是,现实中的交易成本不可能是零,且通常是正数。因而,法律对权利进行初始配置应当避免以严重损害的方式进行,并使其产值最大化[2]。”也就是说,私有财产权到底需要承担多大的社会义务,应当充分考量限制私有财产权的社会成本;只有当限制私有财产权能够使社会效益最大化,并在此范围内确定财产权的社会义务边界,权利限制才会具有正当性[9]。具体到“深图案”中,是否应当给予公共图书馆更大的合理使用权,首先必须厘清的是此项权利配置是否能更有效地降低社会总体成本,实现权利的最优配置。很显然,在信息时代,还将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功能限定在本馆馆舍内,毋庸置疑是难以有效发挥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服务功能时,闲置了国家的公共文化资产,降低了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效能,增加了社会的总体成本。因而,信息时代下配置给公共图书馆更大的合理使用权,并制定明确的技术标准,确立成本效益产值比最大化的权利边界,就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3  信息网络时代下公共图书馆合理使用权的具体配置


在信息时代下,扩大公共图书馆的合理使用权对于公民基本文化权益保障的重要意义众所周知。但是,法律上对初始权利进行配置,仍然无法先验地确定某种权利具有相对重要性[10]。因此,论证权利的相对重要性必须使相关当事人充分表达自身对权利重要性的判断[11]。在此方面,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保障是公民自由开展文学艺术创作的基础,而公共图书馆承担着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法定职责,因而在信息时代配置给公共图书馆更大的合理使用权就具有逻辑上的先在性。此种逻辑上的先在性并不在于维护公共图书馆本身的利益,而是在于此项制度所将发挥的总体效益[12]。具体而言,对著作权人的著作权保护是从英国1710年的《安娜女王法令》开始,是工业革命的产物[13];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我国直到2001年才通过修改《著作权法》第10条的规定将其正式纳入到法律保护之中,并于2006年制定专门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对其进行全方位的保护。也就是说,著作权人所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并非与生俱来,实际上是信息网络技术的产物。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图书馆的存在历史悠久,我国也从宪法上确立了图书馆事业的法律地位,“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宪法定位决定了发展图书馆事业的公益属性。而究其制度背后的原因是,公共图书馆所具有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功能,能为社会带来巨大的实际效益,其受益者不仅仅包括社会公众,更包括具体的著作权人,这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并无必然的联系。


然而,无法否认的是,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已经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并开展了系统化的立法保护,公共图书馆却受到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制约,难以与时俱进地提升服务效能[14]。尽管,也许有人会认为,当今社会通过赋予公共图书馆更大的合理使用权,以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理念并非是绝对的,但是,这对正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是必须要确立的目标导向。此项制度看似会给著作权人和出版单位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并最终转化为社会成本。实际上,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也极大地拓展了著作权人和出版单位的营利方式和营利能力[15]。因而,适当扩大公共图书馆的合理使用权并不会对著作权人或者出版单位的权利造成太大的影响[16]。相反,只要措施适度且符合利益平衡原则,将达到既能有效提升公共图书馆服务效能、又有利于促进文艺工作者创造更多优质作品的双重目标[17],繁荣国家的文艺事业,最终实现权利配置效益的最大化目标。


我国《公共图书馆法》第40条规定:“国家构建标准统一、互联互通的公共图书馆数字服务网络,支持数字阅读产品开发和数字资源保存技术研究,推动公共图书馆利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向社会公众提供便捷服务。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应当加强数字资源建设、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文献信息共享平台,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服务。”这一规范表明,公共图书馆将承担图书资源数字化的法定职责,且必须通过信息网络技术实现服务效能的提升。然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7条却仍将图书馆的信息网络传播范围限定在本馆馆舍内,并将数字化复制作品的范围严格限定在“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之中,这极大的限制了公共图书馆数字化利用馆藏资源的范围[18]。也就是说,我国立法上赋予了公共图书馆利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法定职责,却唯独未配置与之相应的合理使用权利。而制度化配置权利缺陷的恶果也直接反映到司法实践中,积极履行公益服务职能的公共图书馆却频繁陷入著作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侵权纠纷之中[19],使得公共图书馆疲于应付诉讼并耗费巨大的成本,这无疑降低了公共图书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服务的积极性,产生了恶性的制度配置权利后果。为此,我国必须考虑从以下两个层面对公共图书馆的合理使用权进行重新配置:


第一,在立法制度层面上,应当加快修订《著作权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拓宽图书馆合理使用馆藏作品的范围,扩大信息时代下公共图书馆的合理使用权利;明确“控制复制”和“控制传播”的标准,为公共图书馆利用馆藏作品提供指引。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修订《著作权法》第22条第1款第8项的规定,取消“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才能进行作品复制的限制,明确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有可以利用信息网络等数字技术复制馆藏作品的权利,同时指出公共图书馆应当采取相应的技术保护措施,避免数字化馆藏作品后泄露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内容,以有效规避公共图书馆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风险。及时修订《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7条的规定,取消“本馆馆舍内”的限制,明确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可以利用信息网络向服务对象提供馆藏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同时,由文化和旅游部制定《信息网络时代下公共图书馆馆藏资源利用指南》,为公共图书馆数字化利用馆藏作品提供系统而全面的指引,明确公共图书馆“控制复制”的标准应当以“本馆馆藏作品”为限,目的是推进数字图书馆建设;“控制传播”的标准应当具体到技术手段和借阅对象,即公共图书馆必须采取相应的技术控制措施,明确社会公众需要在依法进行实名注册并获取电子借阅证后,才能通过公共图书馆的数字平台在线借阅馆藏数字图书,不得提供线上下载服务。


第二,在司法个案层面上,当著作权相关立法并未修订却又产生相应的疑难纠纷案件时,应当综合考量《公共图书馆法》和《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采用体系化的法律解释方法,加强释法说理,充分考虑个案判决对公共图书馆提升服务效能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使得个案判决产生最佳的权利配置效果。具体而言,可以主要考量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公共图书馆合理注意义务的分配应当充分考虑其成本效益和可实现性。正如“深图案”中深圳图书馆提出的答辩意见:“深圳图书馆不可能对第三方公司提供的数百万册数字图书版权逐一进行审查”。而真的要实现逐一审查就完全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在实际中也难以操作。“法律不强人所难”,因而公共图书馆只要在合同中与数据商约定相关的权利义务,并要求数据商提供相应的版权证明,就应当视为公共图书馆已经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而非不切实际地无限拔高公共图书馆的此种义务。其二,可以适用“避风港原则”和“红旗原则”综合确定公共图书馆是否已经完全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避风港原则”是指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对用户上传作品承担著作权审查义务,除非事先明知或者未履行“通知-删除”义务,否则其无须因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20]。而“红旗原则”是指当侵权行为明显到如同红旗一般,使得普通人就能对侵权与否进行辨别时,网络服务商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21]也就是说,公共图书馆向社会公众提供免费数字图书服务时,只要其在接到侵权告知后,依法及时通知数据商或者其主动删除侵权作品的,就应当适用“避风港原则”,免除其侵权责任;除非,侵权行为特别明显,使得普通人就能识别侵权行为的存在,否则应当视为公共图书馆已经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其三,共同侵权责任的认定应当考虑公共图书馆的非营利性和主观性。公共图书馆购买数字图书资源的目的是向社会公众提供免费的数字图书服务,也是其充分履行法定职责的具体表现,主观上并无侵权的故意,客观上也并未直接或者间接的获取经济利益,因而人民法院对其共同侵权成立的判定应当持审慎的态度。其四,赔偿责任的归属上应当避免公共图书馆遭受双重损失的不公。公共图书馆已经向数据商购买了版权,并按照市场对价支付了版权费用。“深图案”中,人民法院判定公共图书馆成立共同侵权并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无疑将使公共图书馆支付两笔费用,这不符合公平原则。也许会有人认为,公共图书馆仍然可以依照合同约定事后向数据商行进追偿,但是将一个无辜且只是为社会公众提供公益数字图书服务的公共文化机构牵连进司法诉讼之中,使其疲于应付诉讼,这并非立法者的初衷,也无疑也会增加公共图书馆的诉累。


4  结语


涉及权利冲突的案件总是复杂且富有争议的,因为人们不得不选择究竟要保护谁的权利[22]。“深图案”只是公共图书馆涉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案中的“冰山一角”,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输入关键词“图书馆+著作权”进行检索,涉及到的民事案由判决和裁定为3708份;输入“图书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关键词进行检索,涉及到的民事案由判决和裁定为2847份。[23]作为以公益为目的并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图书馆,却频繁地陷入诉讼纠纷之中,这使得公共图书馆界倍感无奈却也无能为力,而降低诉讼风险的方式就是选择不提供或者限制提供数字图书服务,这无疑将会降低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效能,最终不利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著作权人也觉得自身遭受了莫大的委屈,合法的维权却远远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赔偿的损失和维权成本之间未实现有效的平衡。此种既存的现实权利冲突,以及权利配置未能制度化所导致的恶性后果,不得不引起法学界、图书馆界、和社会公众乃至数字出版界的共同省思。一项制度化的权利配置本应当以社会效益最大化为目标,通过平衡各方主体之间的利益,激励各主体充分发挥积极性,为社会创造价值,达到权利的最优化配置目标[24]。但从“深图案”中可以窥视,信息时代下对公共图书馆合理使用权的配置远未达到应有的制度效果,公共图书馆提供数字服务仍然举步维艰。


在私有财产权备受关注的当今时代,法学界强调保护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等私有财产权本就毋庸置疑。但是,过于泛化或者绝对化地保护一种私有权利并言之凿凿地认为其是天经地义之时,也就必须考虑到这将会削弱对另一种权利的保护,特别是那种并非给付物质收益而是涉及所有人利益的精神权利[25],譬如信息时代下公共图书馆的合理使用权。科学的权利配置不应当助长社会公众的“反公情绪”,而是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26]。私人财产权绝对化的时代已经过去,每个个体都不可能再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否则其拥有的私有财产也无法彰显其存在的价值[27]。私有财产也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义务,制度化限制私人财产权并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相反,让私有财产承担适当的社会义务,将有利于充分发挥私有财产的社会功能,产生最大化的效益。因而,公共图书馆合理使用权的制度设计和具体实施,应当充分考量公共图书馆界、著作权人、数字出版界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最大程度地提升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效能。

注释:

①参见中国裁判文书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15073号民事判决、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15421号民事判决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民申11343号民事裁定书[DB/OL].[2020-4-1].http://wenshu.court.gov.cn/.

②相互交叉的权利之间具有冲突性,因而如何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对权利进行配置就至关重要,法律上对权利配置应当遵循基本权利优先原则、公平限制原则、利益平衡原则和衡平原则等。参见王肃元.论权利冲突及其配置[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16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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