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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国家庆典的功能重述与法律规制
时间:2019-05-05 浏览:552 来源: 作者:

本篇转载自《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杨清望(1975— ),男,中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杨民慧子(1993— ),女,中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荣誉、纪念、庆典法治建设的研究”(17AHJ002)阶段性成果。


国家庆典的功能重述与法律规制

杨清望,杨民惠子

(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

      要

      国家庆典是凝聚社会共识和塑造社会认同的重要载体,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政治秩序的重要形式。目前,地方性、行业性甚至政府性等庆典活动各式各样,不过其目的主要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种庆典乱象的症结在于对庆典“经济功能”过分重视,而无视甚至切割了其他功能,忽视了设置庆典的主要目的是满足人们精神需求和构建、维系共同体价值。庆典具有凝聚、表达、动员、服务等四重功能,但是,庆典自身发展的被动性、庆典精神价值的消退、政府对庆典的过度干预、庆典制度的不完善等原因直接引发了庆典乱象,庆典的应有功能无法充分发挥。为此,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建立健全国家庆典相关法律规范体系,对庆典的创设和管理、组织方式、公众参与、庆典设立和实施程序、后期考评监督、责任追究等作出明确规定,实现我国国家庆典治理的法治化。

关键词

    国家庆典;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律规制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各式各样的的庆典活动令人目不暇接。作为一种公共文化产品,庆典在表达群体情感、促进经济效益、塑造共同体价值、维护国家秩序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学界围绕庆典相关问题展开了系列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庆典本质和特征的研究,[1](2)庆典的政治效应研究,[2]     (3)庆典举行方式的研究。[3]这些研究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庆典的功能,推动庆典活动有序进行。但这些研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一是对“国家庆典”的理论及价值探究总体上较为薄弱,特别是众多学者尚未立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要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庆典及其法治建设间的内在关联性等展开全面剖析。二是一些成果揭示了国家庆典对于塑造政治认同、传递核心价值的积极意义,分析了国家庆典发挥政治效应的机制,但忽视了国家庆典的具体法律制度建构,难以切实保证国家庆典功能的充分发挥。鉴于此,本文综合学界的一般看法,将庆典界定为组织者基于特定的目的,结合历史传统、社会事件、政治事件、自身职责、使命担当,以纪念、节庆、典礼等形式等而举办的各种庆祝会和纪念会的总称。它既包括党和政府等举办的庆典,也包括社会组织、行业组织和民间等举办的庆典。[4]而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第一种国家庆典,即党和政府组织、组办、参与的各类庆典活动。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回答四个问题:第一,我国国家庆典实践的现状及其症结是什么;第二,国家庆典的应然功能是什么;第三,我国国家庆典实践是如何与功能走向背离的;第四,如何加强庆典活动的法律规制,充分发挥庆典的功能。

二、国家庆典实践:“繁华”与“症结”

      近年来,一些地区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庆典。这对于丰富各地民众文化生活、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彰显国家和地方的繁荣富强形象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全国各地庆典“繁华”的表象之下,却发生了许多庆典背离其功能甚至庆典被异化的事件,如“政府造节”、“穷县豪庆”等。这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使得国家和政府形象严重受损。

    (一)内容形式上盲目模仿,没有彰显地方特色。实践中,一些庆典不切合当地实际,庆典活动流于形式;或者不同庆典相互模仿,主题不明显、题材不具备拓展性,内容和形式趋同化。这导致庆典失去自身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例如,2011年8月15日,在距离鄱阳湖近百里、本不产“鄱阳湖龙虾”的小城江西瑞昌县,却耗资600万元办起“首届鄱阳湖龙虾节”,还导致二百多人因参加“万人龙虾宴”患急性肠胃炎入院治疗,引发了群众对政府这种铺张浪费办节庆做法的强烈不满。2011年4月8日,陕西铜川市王益区决定举办首届桃花节,该区利用当地媒体进行了广泛宣传,却由于气候异常,桃花盛开期比往年推迟,主办方在桃树上捆绑假桃花,并在活动当天举行声势浩大的开幕式。这一事件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最后,该区政府因此名不符实的活动向公众致歉。[1]

    (二)庆典精神内涵缺失,难以唤起情感共鸣。到底什么样的事件才可举办庆典?实践中庆典活动的主办方缺少深入谋划和通盘考虑,庆典种类设置随意化。例如,2010年河南省各地政府争相创办各种庆典,省内节会不断上演,有条件的极致利用条件设节行典,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上。有利用既有资源开设举办节庆活动的,例如河洛文化旅游节、开封菊花节、云台山国际旅游节和少林武术节等节庆的;还有创造条件争办节庆活动的,例如产樱桃的地方有樱桃节,产袜子的有袜子节,产板栗的有板栗节,只要能与地方某点特色挂上钩的都可能被打上节日的招牌。[2]庆典活动种类繁多,但大多数难以找到文化意蕴和精神内核,由此难以在情感上激起共鸣,甚至成为民众戏谑的对象。

    (三)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巨大,社会资源浪费严重。近年来,部分政府官员为宣扬“政绩”,铺张浪费,大量造节,成为导致财政亏损和企业负担严重的原因之一。例如,贫困县淮阳县2004年举全县之力,投入数亿元,举办了第一届中华姓氏文化节。最终,在举办两届后,这项承诺能带领淮阳实现腾飞的节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至今也没有再举办。山西省定襄县为了凝聚人气、招商引资,先后四次邀请明星前来助阵,投入现金1000多万,但是引资项目却无着落。同时,该县大量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因为财政困难而难解决。[3]

    (四)公众参与度不高,庆典可持续性不强。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庆典活动要么能满足大众的需要和利益,要么至少能够带来噱头,否则庆典就难以持续开展,庆典潜在的功能就难以被激发出来。但是,现在地方政府满腔热情办节而大众不参与的现象很普遍。即使政府扩大庆典规模,声势浩大进行宣传也难以提起民众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庆典活动空有热闹却鲜有观众。这严重脱离国家庆典服务人民的宗旨,庆典活动到底“办给谁”都成了问题。

      当前,庆典活动所暴露的上述问题依然不能阻止各地大办庆典的热情,一些效益较好的庆典有可能得以继续办下去,效益不好的可以换个形式继续举办或者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办。2012年12月4日,党的“八项规定”出台,尽管其对于规范地方党政领导参与庆典活动起到了一定制约作用,但是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效解决庆典泛滥问题。庆典泛滥的“症结”在于政府允诺的经济效益增长和“发展”愿景。从本质上看,部分地方政府没有与时俱进理解“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信条,将经济社会发展简单等同于GDP增长。许多地方政府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作为庆典指挥棒,采用政府主导、企业经营的模式,把扩大知名度、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作为最终目的。这没有反映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下人民需求的丰富性和发展性,忽视人的精神需求,其后果必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隐退,文化价值萎缩,最终也必将导致庆典经济社会效益不明显,持续不久等问题。

三、国家庆典的四重功能:庆典制度重构的理论前提

      国家庆典活动具有丰富的功能,有效表达和有力实现这些功能是庆典设置的“准入条件”。从理论上看,国家庆典具有凝聚、表达、动员和服务等四重基本功能。

    (一)塑造社会共同价值,凝结社会共识的“凝聚功能”。霍布斯鲍勃认为,庆典作为一种“被发明的传统”,是一套实践活动,通常有明文规定或者约定俗成,且具有仪式或象征性质,试图以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自动蕴含着与过去的连续。[4]147庆典涵括有普通民众对该事件的认同感,会给群众带来一些正面意义的心里感受。个人可以从中找到认同感和归宿感,形成集体记忆。[5]通过庆典对特定价值观的宣示和个人的积极参与,整个社会共同价值由此得以塑造。例如,每年的7月4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以纪念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在费城正式通过的《独立宣言》,宣告美利坚合众国脱离英国而独立。作为美国历史上最主要法定节假日之一,联邦政府、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或者社区机构,都会组织一些仪式性的纪念活动,例如花车巡游、燃放烟花,露天艺术表演等。在活动中回顾美国独立历史,激发国民的爱国心和自豪感。又如法国的国庆日7月14日,香榭丽大街上会举行隆重的阅兵仪式,纪念这个象征自由和革命的日子;再如每年的5月9日是俄罗斯的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俄罗斯也要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美国学者康纳顿说:“我尤其抓住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不放,因为我想论证,正是对它们的研究使我们明白,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6]40格尔茨认为,通过仪式生存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借助一组象征形式而融合起来,变成同一个世界,而它们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7]29显然,国家庆典以历史事件及其仪式的运作,能够增进个体参与、将国家观念和意识形态传输给个体,个人价值和民众的历史记忆得以重塑,进而创造全民共同记忆,建立和维系社会共同价值,凝聚社会共识。

    (二)建立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软实力的“表达功能”。将民族文化融入到国家庆典中,可以增强民众对传统文化和历史记忆的共同体验和感受,创造出新的国家传统或者国家象征性符号,建立文化自信,发挥文化软实力。Stephan Feuchtwang认为仪式是被规定的,是人们有意识地提交的表演,同时它是一种自身记忆和内在时间性的传递。新元素,新风俗,个人记忆及其组织被添加到其中。[8]通过国家庆典可以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通,并且在庆典中形成新的文化传统。例如12月31日,很多国家和城市都会举行大型跨年活动。被称为“世界跨年庆典之都”的澳大利亚悉尼,通过设置不同的主题,彰显其文化特色和城市活力。法国巴黎用灯光秀来迎接新年,表达法国人崇尚自由和包容多元价值的文化理念。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每年都会举行的“落球”仪式,通过每年不同的主题图案设计,传递友谊、自由、统一、富足等价值观,已经成为美国价值观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形式。正如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化使得当前国际的竞争趋势已由硬实力转向软实力,也就是文化和制度吸引力。“一个国家的文化如果能够对其他国家的文化产生吸引力,那么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制度影响力、外交影响力也就自然会得到增强,并产生良性循环和扩张效果。”[9]4国家庆典作为一种公共文化产品,是社会主义文化重要的“表达”媒介,是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建立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有力平台。

    (三)传递社会正能量,团结社会力量的“动员功能”。有学者称:社会政治权力秩序的维系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合法性基础之上,而合法性本质来源于人们内心的合法性信仰。对于建立合法性信仰来说,仅停留在思想层面是不够的,它要求通过一定的外化形式变为行动。仪式是古往今来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常被视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传统文化所规定的一套行为方式和象征性活动。权力必须通过象征形式而得以表现,仪式实践正是传播政治神话的主要方式.[10]343社会学家涂尔干指出:“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 [11]11通过不断举行国家性政治仪式,能够确立并强化民众的政治信仰,从而建构和维系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基础,实现社会整合,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国家庆典正是政治仪式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庆典主持者通过庆典仪式反映国家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构建权力的合法性,使得民众信服和认同当下的政治理念,保证国家政治稳定。国家庆典本身又是“动员”社会成员的重要方式。国家举办各种庆典活动,可以调动民众和社会各界的热情。与此同时,国家庆典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可以通过具体庆典操演而被现场动员,其他民众也可以感受到仪式操演的氛围并接受庆典仪式表达的价值理念和文化传统。由此,国家庆典将政治理念、社会氛围、个体感觉有效结合在一起,有助于增进公众对政权的认同,增强共同体意识,维系民族情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强大的聚合效应。

    (四)实现经济效益的提高,促进社会发展的“服务功能”。庆典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产品,通过其特有的表现形式和感染力,传递文化和价值认同,将人们的文化需求转化成为文化消费,进而以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方式带动经济的发展。首先,庆典可以提升地方形象。近年来,一些地方性庆典活动以当地特色文化为原型,结合现代庆典元素,有效提升了地方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品牌。其次,庆典作为一种公共文化产品,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文化产业方面,还具有带动其他产业的作用,例如旅游、交通、住宿、商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转型中的比重越来越重,逐渐成为当代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也致力于如何让文化能够发挥更大的经济效应。当然,发挥庆典活动的经济功能必须以前面三种功能为引导,至少不背离这三种功能的价值预设。从本质上讲,庆典功能主要在于凝聚、表达、动员功能,而服务经济发展的功能只能属于二阶功能。但是,这不影响庆典活动本身可以被合理利用于促进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最终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共同发展。

四、国家庆典实践背离其功能的原因剖析

      如上所述,国家庆典背离了其应有的功能担当,其症结在于经济功能的绝对化、单一化,表现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但是,庆典乱象的产生原因并不是单一的,当前,还有如下主要原因导致了国家庆典实践的混乱。

    (一)庆典内容形式单一无法满足人们精神需求发展的需要。首先,庆典内容单一。我国法定庆典大多偏重政治性,现有的法定节日庆典主题多为“爱国”、“富强”、“敬业”等,并未以社会主要核心价值观为精神指引设计多元主题的庆典,未能回应时代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其次,我国目前法定节日庆典中传统原型数量较少、原型指涉模糊。我国庆典象征中华文明传统的传统节日庆典总体上存在原型数量较少,国人对这些节日“原型”记忆模糊甚至是缺失,从而使得庆典无法激起人们情感共鸣。再次,西方多样化庆典形式对我国传统庆典造成巨大冲击。例如万圣节制作南瓜灯、圣诞节装点圣诞树等节日庆祝形式与我国传统庆祝形式截然不同,主题的多元性和文化多样性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和参与。而且,崇尚民主和自由的多元理念使得人们以越发包容的心态接纳外来文明,导致对传统庆典关注较少,对庆典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理念的认同减弱。

    (二)庆典的目的过于强调经济属性导致文化属性消退。文化价值是文化的基本属性和内涵,而它在文化、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方面产生各种“效应”或“影响”,即为文化效益、经济效益、政治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等。[12]近年来,国家庆典作为一种公共文化产品,对人的精神价值被逐渐忽视,应用功能即实现经济效益和政治效益被放大。然而,庆典主办者忽视了精神价值才是国家庆典竞争力的灵魂所在。精神价值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更多体现在引领和导向作用层面,通过精神价值作用发挥,形成文化凝聚力、文化生产力和文化服务力,反哺文化产业发展。[13]因此,要重视庆典本身对国人的精神作用,保证庆典文化价值取向的正向性,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推动庆典创新发展,提升庆典活动对民众的影响力,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三)政府对庆典活动的支配性导致庆典功能的异化。所谓支配性,一方面是指政府对庆典设置的支配使庆典很难反映社会意见;另一方面是指政府成员作为庆典活动的主导者容易脱离群众需求,致使庆典往往主要表达政治精英的利益诉求。政府在节日庆典中的深度参与导致政府主导的庆典宣示性色彩有时候过于浓厚,难以体现传统节日庆典的文化意蕴,失去了传统文化庆典活动的本色和意义,而传统庆典活动又缺乏创新性和吸引力,难以以喜闻乐见的方式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同时,地方政府对节日庆典强势介入,实则为了打造地方文化品牌、扩大地方知名度,实现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目的,形成了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普遍庆典模式。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了繁荣地方文化并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但对庆典本身而言,则有可能损害了传统节日庆典的本真性,破坏了节日庆典在文化传承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等方面应有的积极作用。

    (四)国家庆典法律法规不健全导致庆典活动缺少有效规制。这主要体现为:

    1、未规定国家庆典创设权。哪些主体拥有设立庆典的权力以及设立什么庆典是庆典制度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就目前来看,我国既没有关于国家庆典的相关法律法规,更没有对国家庆典的创设权作明确规定。庆典设立和管理主体不明确,直接导致国家庆典在政府权力的支配下随意设立,国家庆典的种类繁多且参差不齐,庆典活动的质量被忽视,预期达到的社会效应大打折扣。

    2、缺少对庆典的程序性立法。遵照程序办庆典是实现国家庆典目的的重要保证。国家庆典设立应该严格依据一事一议原则科学设立。关于庆典设立的程序应包括建议、受理、审核、表决、宣布等环节。从建议到宣布的过程其实是各方意见整合和认同的过程,确保国家庆典是人民意志决定的,维系民众的关注度、参与度。国家庆典设立后应该有相应的实施程序,例如庆典支出申报和审批、宣传的方式和形式、庆典活动中必经流程等等,严格按照庆典实施程序举办庆典。

    3、缺少公众参与和决策机制。首先,行政权力对庆典起支配性作用,公众未能参与决策发表建议,导致政府权力决策下庆典形式单一,总体上缺乏鲜明夺目的文化表达符号从而难以获得公众认同。其次,庆典的结构模式是一种等级差别式的而非平等互动式的结构。具体表现为政府作为主导者高坐在主席台之上,缺少与公众之间的互动;人们按照组织者设置的模式被动参与到庆典之中,庆典成为一种任务而非权利。

    4、缺乏监督和处罚机制。首先,对庆典活动的设置、开展及其成本缺少监督。庆典的公共财政支出不透明,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个别党政要员随意使用公共财政办庆典的状况。其次,对行政成本不够重视、政府公共资源的配置过程缺乏公众的参与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一些地方政府不计成本办庆典的状况。最后,庆典缺乏后期监督和追责机制。后期没有对国家庆典进行绩效考评和问责,即使民众对某些庆典的铺张浪费怨声载道,但由于处罚机制缺失,对责任人仅有舆论谴责没有实质处罚,达不到有效规制的目的。

五、加强我国庆典法律规制的几点设想

      国家庆典法律规制的基本要求一方面在于破除经济至上的理念,还文化以首要角色,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要结合影响庆典实践乱象产生的具体原因和法律制度的自身特点,系统构建国家庆典法律制度。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立法价值指引

国家庆典制度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立法价值指导,一方面,国家庆典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通过庆典的举办,庆典中表达的核心价值上升为公众的普遍价值共识,有利于全社会意识形态正向发展,促进民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理念融入国家庆典,是国家庆典更好地传递国家的价值目标、社会的价值取向、公民的价值准则的重要保证。因此,建立国家庆典法律规范体系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价值引导,明确国家庆典立法宗旨之一是为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依据宪法制定《国家庆典法》

      对国家庆典进行专门性和系统性的规定是保证国家庆典设立和开展有法可依的前提。《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国家庆典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大型集体活动之一。在主持者国家和政府的领导下直观地表达和演绎文化,是国家精神表达的方式和载体,也是国家进入并影响社会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人们接受国家服务,享受国家文化建设成果的权利。因此,参考各国的庆典实践经验,我国《国家庆典法》的制定应明确以下基本内容:

      1、明确庆典的设立权。应该明确规定全国性庆典由国家设立。地方有权设立地方性庆典,其设立和批复的制度应该作出不同规定;地方庆典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或批复,但必须报国家机构备案,确保国家统一管理。同时,明确国家庆典制度的主管工作机构以及不同部门之间的职权分工。在此基础之上,根据国家庆典制度的性质不同,由不同的工作机构分类管理。

      2.推进组织方式的变革,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机制。一方面,设立庆典管理机构作为专门负责管理事务的独立机构。建立完整的国家庆典管理人事制度,避免行政部门人员对国家活动决定的主导性和任意性。如日本内阁府2018年8月1日正式成立皇位继承仪式办公室,全部由内阁官房和内阁府的专属职员组成,主要负责将于明年举行的天皇在位30年庆典、退位仪式、即位仪式、立皇嗣仪式等一系列庆典和仪式。[14]另一方面,建立相应的公众参与机制。民众的反应决定国家庆典的影响力,加大公众在庆典中的参与力度,有利于了解喜闻乐见的庆典形式,提高民众对庆典活动的关注并使之积极参与到国家庆典活动中去。

      3、鼓励地方和行业组织结合地域性、民俗性、行业性特点设置形式多样化的庆典活动。针对庆典形式、元素、符号等,应当给予一定的自主设置权力。国家和政府设立的常规性庆典应当遵循统一的文化符号和标记;允许地方庆典在常规性庆典的基础上加入地方元素。例如我国现有的各民族自治地方举办的庆典活动,应当充分考虑地域因素,结合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实际状况设立形式多样化的庆典。

      4、严格规范程序,克服职权行使的随意性。程序规范与严格是庆典获得认同和权威的重要保证。虽然国家各级行政机关会根据相关政府工作细则行使相应的职权,但就庆典活动的实施和管理来看,还缺乏具体规则规范庆典管理权的行使。特别是在庆典设立的条件、内容、审查程序及实施程序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坚持正当程序、保障和鼓励公众参与决策、严格权责一致,使国家庆典权力受到严格限制。

      5、设立后期考评监督机制。改变当下重庆典,轻管理的现象,确立国家庆典的退出标准。对庆典活动实施后期的评价及审核,确定部分庆典设立的必要性以及是否需要改进和完善,确保庆典行之有效,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

      6、建立追责机制。明确责任是保证国家庆典依法实施的关键。对违反庆典法律规定的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对其他蓄意干扰庆典活动秩序的人员可以参照行政法予以处罚,造成重大社会影响和严重社会后果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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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肖波.山西贫困县招商四次邀请明星助阵花千万[N/OL].(2008-11-03)[2018-09-13].http://news.sohu.com/20081103/n26039724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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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2] 单世联,卢子葳.文化效益冲突的意义及效果——兼论文化价值与文化效益的关系[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7,19(4):4-14.

[13] 杨晓燕,杨虎德.文化产业如何实现经济价值与精神价值并举[J].人民论坛,2017,(31):230-231.

[14] 姜俏梅,王可佳.日本成立专门机构负责皇位继承[N/OL].(2018-08-02)[2018-12-16].http://www.huanqiu.com/www/3w/Sociology/2018-08/12626738.html.


[1]胡国胜认为,与国家纪念一样,国家庆典本质上乃是一种政治仪式。(胡国胜:《试析国家重大纪念和庆典活动与大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57页。)郭辉认为,国家仪式是由国家主导或派员参加,出于某种原因周期性或指向性进行的程式化活动。(郭辉:《操演的政治:现代国家仪式与民初政治合法性构建》,《安徽史学》2013年第1期,第56页。)

[2]陈金龙认为,国家纪念能够塑造国家形象,实施社会动员,促进国家认同,具有表达功能、感染功能和聚集功能。参见《试论国庆纪念的社会功能——以新中国国庆纪念为中心考察》,《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0期,第5页。薛亚利认为,庆典既能够复活旧的集体记忆,也可以制造新的集体记忆,而集体记忆通过制造共识和辐射话语力量,又能有力推进社会认同。(薛亚利《庆典:集体记忆和社会认同》,《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27卷第2期,第63页。)

[3]张少杰认为,庆典首先被界定在“社会行为”这一表述上,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台行为方式。(张少杰:《庆典与集体记忆的生成——以北京奥运会为例》,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页。)

[4]姜婷认为,庆典是组织者利用自身或者环境中的有关重大事件、纪念日和节日等所举办的各种形式的庆祝会和纪念会的总称,包括节庆活动、纪念活动、典礼仪式三大类。(姜婷:《庆典概要及实务》,中南大学出版社,第2012年版。)为什么本文可以用“国家庆典”来涵盖党和政府举办的庆典和社会组织及民间举办的庆典两者,因为从本质上看,它们只有在一个主权国家内来来探讨才能明晰其独特意义,而这些意义又重塑了其内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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