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刚志教授应邀参加“文化法治体系建设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2017年11月4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法治政府与地方制度研究中心、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文化法治体系建设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办、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以及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科院大学、山东大学、中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浙江工业大学、西南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广州大学、上海政法学院、山东政法学院、中南民族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天津理工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北京建筑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参加。（新闻报道来源于公众号“崇德尚法在民大”2017年11月06日发布的《“文化法治体系建设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顺利进行》，编辑沙兰）
中南大学中国文化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刚志教授应邀出席会议，并就文化法概念及其体系构成等问题做了专题发言。以下是周刚志教授的发言记录：
“感谢熊文钊老师的邀请，让我有机会跟各位老师汇报一下我近期研究文化法的心得和体会，向各位老师请教。我跟熊老师是差不多相同的时间拿到了文化法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如熊老师所介绍，我们成立了中南大学中国文化法研究中心，近两年来举办了十来场文化法的学术研讨会。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文化法的界定问题，还有很多争议。如刚才谢晖老师所说，很多老师对文化法存在很深的误解，认为文化法就是管制文化、管制思想的法律。实际上，文化法不仅是文化管制法，也是权利保护法，不仅是文化保护法，也是文化促进法。文化法与传统部门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也很容易引起争议。文化的范围实在是太广了，文化法是不是包罗万象，可以将其他的部门法一网打尽？如果这样的话，文化法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我这篇文章，主要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从概念上看，“文化宪法”这个概念源于德国，文化宪法的理论研究略早于“文化法”研究。欧美国家有关文化法的系统研究，据我在美国访学期间查找的资料，有一本美国学者Nafziger等人在2010年出版的《文化法》，除此之外主要是文化遗产法的研究论著，很少有关于文化法的系统论述。据我现在研究的体会，文化法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部门法，也与刘剑文教授提倡的领域法有区别。文化法的产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浓厚的问题意识；实际上，它是为了因应文化国的危机而产生的。譬如德国，文化法的分支之一即文化遗产法，就是为了因应现代化引起的文化遗产存续危机而形成的。“文化法”的基础是“文化国”，而“文化国”这个概念产生的缘由，正是文化危机与文化繁荣、文化交融、文化发展的同时共存。我将“文化国”危机的原因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是现代化。学者通常将现代化定义为工业化，这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发展目标之一。但是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同时，文化遗产也在快速沦失，譬如中国的传统村落，十年之内就消失了几十万个；还有古城、古镇、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我们的文化遗产在迅速的流失。这不是中国的独特现象，其他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也存在这种情况。第二是全球化。亨廷顿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叫做《文明的冲突》。如果真有文明的冲突，那就是全球化所导致的结果。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冲突。在这冲突过程中，很多文化消失了。第三就是娱乐化。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的衣食住行得到满足之后，按照西方国家的经验，人均GDP达到了一定水准以后，会出现文化消费的井喷时期。这本来是一个好事，文化娱乐的普及化是文化繁荣、文化发展的体现。不幸的是，网络文化快速兴起，纸质文本时代社会民众严肃思考的能力受到严重削弱。按照西方学者的说法，就是“娱乐至死”成为网络时代的文化精神。
那文化法怎么因应这个文化国危机的呢？这就是文化法的基本构成问题。文化法对于传统的法律体系，主要是起一个“拾遗补缺”、“体系重构”的作用。也就是说，传统法律体系、传统部门法制度所遗忘或者是所忽略的那一部分重要内容，要由文化法来重新聚焦、系统解决。因此，文化法主要由如下几个部门组成：第一是文化遗产保护法。刚才谢晖老师说法律对文化-精神领域的调整主要有四种类型（放任性调整、导向性调整、制裁性调整、奖励性调整）。文化遗产法，譬如文物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可能主要是一种“制裁性调整”与“奖励性调整”相结合。但是我国文化遗产法的立法还存在诸多问题，有学者提倡要制定一部统一的文化遗产法，还要制定《古村落保护法》，等等。我们现在的现代化、城镇化速度太快了，导致文化遗产流失的速度也非常快；如果不加强保护，我们可能会丧失很多珍贵的文化记忆与文化财产。第二就是文化权益保护法。我国已经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公共图书馆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通过，后注），将来我们还要制定《公共博物馆法》，等等。这些法律看似与现代化没有什么关联，好像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但实际上，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人们在受到学校的教育之后还需要通过图书馆、博物馆接受继续教育。在美国接纳移民最快的时期，城市化最快的时期，也是博物馆、图书馆发展最快的事情。实际上博物馆、图书馆在本质上是一个公共教育机构。移民在到达一个新的城市后，需要借助图书馆、博物馆认识他所处的这个城市和社区，学会如何融入这个社会，学会接受新的资讯来适应这个社会。所以我们必须要建立发达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才能够适应现代化、城市化的需要，缓解可能会发生的文化冲突。此外，少数人的语言权利也是需要重视的重要问题。文化是人类生存的一种形式，如果公民的语言文化权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就可能会酿成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第三，文化管制法。这个领域主要适用谢晖老师的制裁性调整方法，主要包括文化刑法和文化行政法。今年六月我们召开了“多元文化的法律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议上，台湾地区学者许育典教授针对极端文化思潮破坏多元文化的现象，专门提到了“防卫性保护”这个理念。有一些极端文化思潮，如果任其传播，就会引发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国家应该采取措施进行管制。第四是文化产业法，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实际上经济转型、经济结构调整要配合居民消费转型。人民的衣食住行等需要得到了满足之后，就会对文化生活、文化消费有更多的需求。因此，我们要研究怎么把文化产业发展起来。这是我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文化产业立法的重要内容。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对文化产业已经有很多扶持措施了，没必要推进文化产业立法。这个观点似是而非。各级政府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行之有效的措施，需要由政策措施转化为法律措施，才更加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此外，文化产业及其从业人员需要得到公平对待。譬如，我国税制对于娱乐行业等文化产业还存在一些制度歧视。工厂生产衣服、食品啊，都可以进行税前的成本抵扣，那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呢？文化创意人员的书房就是他的工作室，书本等创意来源就是他的生产成本，这些成本要不要进行税前抵扣？文化产业立法要还文化产业及其从业者一个法律上的公平。以上就是我对文化法构成部分的理解。不足之处，还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感谢中央民族大学会务组同学的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