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讲下为何做这个选题。2013年以来我国意识形态的情况愈来愈复杂，矛盾斗争越来越尖锐。尽管当前很多人对经济下行忧心忡忡。在我看来，我们对经济工作有目标、有出路、有共识，大家对创新驱动走向基本形成了共识。但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不仅没有共识而且发生了严重的撕裂。2014年底和2015年初时，我们的孔子学院被很多国家停止甚至取缔，针对国外批评我们输出价值观念的说法，有关部门的回答是：“我们是输出文化而非价值观念”。但任何一种文化的内核就是价值观念，我们本应当提出我们输出的就是价值观念而非躲躲闪闪不予承认，没有哪一个国家只输出文化而不输出价值观念。胡锦涛主席有关世界和谐的理念与互惠互利、和平共处的理念，不都是我们的价值观念吗？正是这些价值观念的输出奠定了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明显有别于以前的钱权理念，用钱权、军事或政变的方式输出的所谓的自由民主的理念。对此，我们有些模糊的观念需要澄清。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共有三次尖锐的思想斗争，一是80年代，二是90年代，三是2012年以来，但三次的斗争都很相似，尤其是左派的观点。左右两个极端构成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格局。但此处左右仅指两个极端，而不含褒贬。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是一个橄榄形的社会，其实放之意识形态领域一样如此。两个极端的势力应允许存在但居于主导地位的应该是中间力量。第二部分是吸纳民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顶层设计。三是重视学理，抓住意识形态工作的两个基本点。即事实与逻辑。四是力戒教条，激活意识形态领域的创新精神。要适时提升，引领意识形态工作走向法治，主要涉及四个问题：一是确立方向，二是划定底线，三是整合多元，四是规范手段。

     来源/文化法治前沿

主编/周刚志

策划/陈云良

编辑/刘佳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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